年馒头
年馒头
文/李立东
小时候因为穷，一般人家过了腊月二十三，就陆陆续续地开始蒸过年的馒头。我们家的年馒头蒸得更迟，直到腊月二十九日才蒸。母亲说：“‘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按老规矩来，日子才会一年比一年红火。”年馒头和平日里蒸的馒头最大的区别是，年馒头上面有红红的小梅花——这是把五根小竹棍捆绑在一起蘸着红墨水特意点上去的。
蒸年馒头是家里最高兴的事情之一。那时候没有发酵粉，家家户户都把发好的面揪一块揉成樱桃般大小的圆蛋蛋，晾干、置于通风处保存好，下次再用的时候，就把面蛋蛋放在干净的水里泡开，和面，发面。我们把这个发面的干面蛋蛋叫 “酵子”。酵子如果保存不好，就会发霉，不能再用；有时候还会被孩子有意无意间吃掉：说其有意，是因为民以食为天，人饿了，见了类似食物的东西就眼馋、口馋、心馋，就想吃；明知那是不该吃的，但肚子不听话，鬼使神差，身不由己就吃了。说其无意，是孩子或许还以为那就是父母无意间掉下的一块面团，不吃就浪费，吃了白吃了。总之，逢年过节，自家没有酵子而向邻居或亲朋好友要两个酵子蛋蛋发面蒸馍馍，也是村子里常有的事。于是乎，有些好心的奶奶婶子，就会有意的多留几个酵子蛋蛋，以备邻人不时之需。我母亲就保留过这样的酵子蛋蛋，也向别人讨要过这样的酵子蛋蛋。
发面通常是在腊月二十八日，母亲把酵子用清水化开，再放一碗干面粉，搅拌均匀，待发酵好了，再和上大量的面粉，揉成可以成型的大面团，放进大面盆里，面盆口用干净的围巾或门帘之类盖好，然后放到热炕上或做饭后的热灶台上“起面”。第二天一大早，白花花的面团涨得满盆都是。于是，母亲就开始蒸馒头了。母亲不蒸别的形状的馒头，她蒸的馒头全是圆的。母亲说：“馒头蒸圆，生活才甜。”她在面团里放上苏打粉，揉匀，就一小块，搓圆，烧一个“灰疙瘩”，看看，嗅嗅，觉得苏打粉放得适中了，就开始揪面剂子。母亲揪面剂子很快，揪得很匀称，没多大功夫一大盆面团就变成一个个白花花的面剂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案板上，宛如生产队场里的麦垛子，又像是草原上洁白的羊群，令人喜出望外，喜上眉梢。母亲麻利地把一群面剂子一个一个揉圆，放进蒸笼，就好像把一群洁白的羊呼啦啦一下赶进羊圈一样，案板上一下子空无一物了。于是，母亲给灶膛里再塞一把柴火，一副很释然的样子。我们就焦急地等着白花花的热馒头出锅。馒头蒸多长时间可以出锅，母亲似乎是有预感的。她说可以出锅了时，馒头总是被蒸到熟得通透又不渍水的最佳状态。
馒头出锅，我就有的忙乎了。我们家每年蒸年馒头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拿着一撮小竹棍往刚出笼的热馒头上点小梅花的人。我拿着提前绑扎好的小竹棍，在红墨水碟子里蘸一蘸，快速地在刚出笼的热馒头上点上几个小梅花。墨水要蘸得适中，浓了，就会在馒头皮上殷成一个个红色疙瘩；淡了，又看不出梅花的效果。多了，显得累赘；少了，又觉得年味不足。我通常给馒头的正中间点一朵，周围点五朵，总数为六朵；六朵六朵的点下去，不就是“六六大顺”嘛！如果是大馒头，我就在中间点一朵，在周围点七朵，也是一路“发、发、发”。哈哈，至今想起，给热馒头点小梅花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热腾腾的麦香味扑面而来，入心，入肺，入骨，入髓，让人陶醉，甚至让人渴望有一个密闭的容器将它们统统收集起来，以便饿馋饿馋的时候放出一缕来，慢慢享用。当然啦，最享受的还是抓一个热馒头，大口大口地吞进自己咕咕叫着讨好多时的胃里，特别是馒头离开喉咙，喉头咕咚一跳馒头进入胃里的刹那，那真是天底下无可与之比拟的美妙感觉！至今想起，我仍然满口生津，馋涎欲滴。
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如果是无疾无恙的家庭，家里能多分得一些口粮和清油，还可以在大年来临之际吃到油饼。吃油饼的待遇一般家庭很难得。想想吧，那时候的国家干部，每人每月才十八斤白面、二两半清油。我小的时候几乎没有吃过油饼，直到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有油有面了，母亲才整整地做了一天油饼，说：“你们就吃够吧！”我真的可着胃吃，吃了不知多少个。自那次后，见着油饼，竟然毫无胃口了。人啊，真是个奇怪的动物，“有牙板时没锅盔，有锅盔时没牙板”，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还有一个判断谁家年大年小的小秘密，就是看他们家哨眼里冒出的是白雾还是青烟，这是我的玩伴告诉我的，他总结出的经验是：谁家的哨眼里若冒白色雾气，必是蒸馒头；谁家的哨眼里若冒蓝色烟雾，定是炸油饼。我们验证了好几家，屡试不爽，自此，我对我那个玩伴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想来，贫穷并不都是坏事，它照样可以让人对好多事情产生兴趣，而且，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我而言，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就不会这么节俭，不会这么坚强，不会这么珍惜丰衣足食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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