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记忆
我的高中记忆 文/梁炜
1972年底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
能通过考试上高中是我们那一级同学的幸运。因为上学、招工、招干已经实行了“推荐制”。凭推荐，我一准就会又一次失学了，必然被推荐回村子去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推荐的几个硬标准是家庭出身、历史背景、政治面貌。这每一样对我来说都不够标准。首先我出身中农，不是贫农、下中农，属于团结的对象。我的背景并不明媚灿烂，六大主要亲属中，仅有两家，却全是不理想的出身与背景。我舅家是上中农，我姑家是富农。瞧这两家成份就让我的背景不说全黑也是灰色的。还有我的外爷是什么说不清的“三青团员”。本人政治面貌简直就是一个空白。硬要找吗，那就是我曾经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当我15岁时就向组织靠拢。开始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直到16岁初中毕业时一共递交了三份入团申请书，两份思想汇报，可一点动静也没有。后来从一位团员同学那里知道，原因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背景不好、班团支部会议无法通过。你想，这那一点能帮助我被推荐上高中呢？
考高中是我的大运。据说考高中时的大形式是因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结果。我庆幸那样的“回潮”。我庆幸历史在我人生关键处拐了一个小弯儿，拐得让我人生道路走上了理想的方向。再之，我感谢考试。考试是公平的，是公正的。那时我们考高中也是单人单桌。桌子上第一次贴上了考号。试卷是一张八开大纸，左上角 起来叫密封卷。那里卷着考生考号。试题由监考老师用粉笔工工正正地写在黑板上。那考试的组织准备从来没有现在那么复杂。但考试、阅卷却十分准确与公正。那种形势下，敢说也没有人敢动邪念，敢施手脚的。学生发现了，就会打掉你的铁饭碗。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呢？这一切都是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就是你得学习好，你得用真本事去答卷。作弊，在那种条件下是很难操作的。一个考场25名学生，两位监考老师。可以说每位用一只眼睛都会把你监死的。再说，那时的学生也听话，什么也不敢带入考场的。一旦发现，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谁都不愿意走那条危险之路。还有，那时考生人数少。因为那时没有实施义务教育。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凭考试成绩升级。一级一级会让不少成绩不合格者留级，直至到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还不合格者，便发给一张肄业证。让你形式上毕业，可实际文化水平不够格。我们当时那三班学生，80%都考上了高中。就说那“推荐制”再好，对于学生来说不完全合适。那是学习知识的，不是看背景的、看政治面貌的。只有学习一样好是不顶事的。
我们的高中和初中是一个学校。高、初中学制各两年。有的老师从初中就教我们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老师大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知识水平、教学水平都是优秀的。只有几位因历史原因、作风原因而让自己的人生变成了灰色。他们就只有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以求国家宽大处理，给自己改过自新机会。这些老师的知识水平相对更高一些。他们每个人都值得大书特书，值得感谢，值得怀念一生。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用渊博的知识来教育我们，我敢说，那我们的人生之路就不会走到如今这般辉煌。我们的人生道路将会是另一番景象。那时，我就对老师如父母理解得更加透彻。
首先我想给大家说的是我的语文老师来开国。在这里我直呼老师名讳，不知老师高兴不高兴。便于讲说，敬请老师多多原谅。
来老师，高个儿，人微胖。身子骨给人硬朗结实之感。来老师从初一到高一都给我们间断地教语文。并兼我们的班主任。他教学很认真。他在黑板上写字一笔一划，全都是正楷字。他的粉笔字写在一块儿，方方正正，笔划实实在在，粗细一样，实在好看。那字就象他对待生活一样地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来老师对我很关心。他了解我的家庭状况，他知道我无父离母的苦难生活，他经常表扬我的学习刻苦努力与取得的好成绩。在开门办学、学工学农时，来老师用自行车把我带到远距学校十多里的白龙沟去参加农场劳动。那一瞬，我感到自己很特殊。有次来老师病了，我便去看了他一次。母亲做了油饼，便让我给来老师拿了几张。来老师说：“你们家里吃粮也紧张呀，拿油饼干哈？”我笑了笑，“看你呀。”
来老师的家庭情况我们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咸阳人。后来，他调于咸阳纺织器材学校。从那儿退居二线。1999年7月我去老同学民那里碰上了来老师，他说哲现在给他找了一个“打工”活儿。来老师看上去微有点老了。从来老师的归宿我看到了老师的悲哀与不公。也感到能为老师报恩的学生太少也太难了。
下来再说我的物理老师陈俊老师。
陈老师是一位不寻常的老师。他的努力与他所走过的路纵然是那样地不和谐呀！他从小就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而且一路领先。直到大学毕业。他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在政治道路上都是毫无挑剔的人物。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涡轮系全国当时仅有的五个学子之一。那时他还担任学生会干部。他的家庭背景也十分赢人，父母做官，兄弟姊妹都是学识尚好的才子。真是“好客歇同店”。大约正应了“佼佼者易污，摇摇者易折”的哲理，陈老师在一个决定说出的一瞬间就跌落千丈。说他是过失不对，说他是过错也不对。错误简单明了：因上海交大向西安交大搬迁分人中他们那一批学生意志的夭折而生生戴上了“右派分子”铁帽。他一下子就成了专政的对象了。你说他招了谁的祸了？他惹谁了？能寻到的祸根就是一个 ——反右斗争扩大化。是历史的过错，是岁月的不公。即是有力挽狂澜的功力也无法遏制那历史的车轮呀！你几位，几十个大学生能怎么样？陈老师和他那一批同学来到西安，读完了他的大学。国家给他们那一批年经右派分子的出路是：要工作就去边远山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去。否则就没有工作可干。
怎么办？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山区。走向边远落后的山区去。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一家人都怜他、恨他、怕他。希望他别祸害别人，希望他别给全家人抹黑。父母干脆就说：“你卸不了帽子就别回家来！”他只有逼上梁山了。他毅然走进了兰县这个渭北高塬上来，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他在兰县一蹲就是三十多年！而那顶“右派分子”铁帽一口气压了他十七年！十七年是人生的多少呀！十七年里，他走过了人生最灰色的日子。
陈老师从1972年开始给我们教物理。后来还给我们教数学。在物理知识的海洋里，他带着我们畅游了三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顶着高梁花又回到母校参加了高考复习班，陈老师又给我们一口气复习了两个月物理和数学。
三年里，陈老师把自己处处放在“被改造”的位置上。学校给他分配的工作他无条件地执行，并一丝不苟地去拼命工作。他培养出了一届一届具有丰富知识的莘莘学子。他的头发一年比一年白了许多。为了证明自己思想进步，改造诚心，他三年一分工资也不要，每月只领18元生活费。他渴望组织提早为他摘掉那“铁帽”。他因此学习政策，执行政策，艰苦工作，朴素生活，一切都是一位安守本分人的作为，一切都是对祖国的呼唤与渴望。
那时，我觉得陈老师像傻子。傻得只会教学，批阅作业，辅导课程；傻得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与人生除过工作外还需要什么？他简直成了工作狂！校园里有两块在房山墙上制作的大黑板，他就整天在那上面写墙报，为学生不厌其烦地把最新高考数学与物理题抄在上面。那黑板报几乎一周一换。冬天，他掉着清鼻豆，夏天，他顶着额头汗。
1973年，组织终于给陈老师摘掉了“右派”帽子。我暗暗为陈老师欢呼，为陈老师鼓掌。然而，经过十七年的折磨下的铁人也会失去了梭角的。他知道，他已走到了人生日暮之边缘。他那一生的雄心壮志怎么也撑不起衰老的躯体。他唯能做到的是一如继往地把自己沉浸在教学之中，沉浸在上课、辅导、作业批阅之中。他把自己燃烧成烫热的灰，他把自己化作人梯，他用自己坚实的知识之脊梁撑起世界的未来、祖国的希望。1977年，1978年，他又为我们高考复习班一个人同时教物理和数学。那日子令人终生难忘。那日子陈老师化作一块学生的心碑。复习课堂上，他依旧侃侃而谈，挥洒自如，带领我们潜没知识海洋。七八位尖子生的晚间培训房里，一盏电灯，一块黑板，我们和陈老师一起把知识探求到深夜两点。夏天，我看见陈老师那朴素的衣服上常常是一层粉笔 ，冬天，我看见陈老师一双冻红的手和鼻孔里呼出一缕缕白气……
摘掉帽子后，在几位热心老师的牵线搭桥中，陈老师终于于1974年从煤的故乡引来了一位姑娘，组成了一个小家庭。从此，陈老师便彻底变成了一个中国普通的教师人家……
我高中毕业了，陈老师在东风中学教书；我考上了师范，陈老师在东风中学教书；我考上了教育学院，陈老师在爱人的运作下，让他终于走出了兰县，走进了咸阳民族学院，他依旧是教书。历史和陈老师开了一个诺大的玩笑。兰县的相关领导也对陈老师弄出了不少不公与不平。在兰县，他永远做老师，做黄牛也做不成。实在躲不了那明枪暗箭，爱人就把陈老师死活都拽出那个并不鲜亮光明的人为漩涡。正巧，那年我读咸阳教育学院。我打问到了陈老师的去向，便亲自去了他的房子看他。我看到的陈老师白了大半的头发，变老了许多。但他依旧很精神。他说：“我在这里教初二物理，轻松的很。”我问及民族学院的学生学习咋样，他说，“低一等。比你们低一等。他们不能学深，学深了不懂的。”从言语里我听出来了，他依旧对学生报着渴求超众的希望。
陈老师是老师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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